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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

时间:03-17/2020 19:05 | 点击次数:

  摘要: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,在传统中汲取力量,在创新中积累经验,在回归中实现超越。从宏观发展趋势看,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、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、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。回归经典,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,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;"中华文学"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,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,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;四十多年来,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,大型的文学总集、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,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,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。可以说,文献整理、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;实事求是,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,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,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。

  关键词:中国古典文学研究; 回归经典; 中华文学; 文献整理; 回归理论

  作者简介:刘跃进,文学博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兼任《文学遗产》主编、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职,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古典文献学研究。

  

  引言

 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,在传统中汲取力量,在创新中积累经验,在回归中实现超越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,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。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,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。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”这一主题上。他们的研究成果,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。傅璇琮先生的《唐代诗人丛考》出版,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。八十年代中后期,新方法论风靡天下,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,[1]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,并推动中国文学史学史学科的建立。[2]九十年代,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。世纪之交,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“回归文献、超越传统”的发展态势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综合国力的提升,人们在总结过去成就与不足时,自然会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历史,联系到过去一百年的历史,甚至还要上溯千年,比较中外,视野越发开阔,心态相对平和,评价也更加客观。

  此前,我在《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》《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》《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《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----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》等文中曾对近年研究有所论述,大致包括几个方面,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,学术梯队已经形成,学术研究后继有人。与此相关联,综合性、专业化的研究学会相继成立;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;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,研究领域不断拓展,研究成果源源不断。虽有平庸之作,但邃密扎实的学术力作亦不在少数;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,努力站在历史高度,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追求,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。五是学术研究重点业已明确,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,已成当务之急。[3]

  事实上,四十年来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。卢兴基《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》(齐鲁书社,1987)、赵敏俐、杨树增《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》(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7)、梅新林主编《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0)、黄霖主编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》(分总论、诗歌、词学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、文论等七卷,东方出版中心,2006)等著作,洋洋洒洒,数百万字,论述极为详尽。

  这里,很难再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,我试图从宏观发展趋势,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,略作阐释。

  一、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

  这里所说的经典有两重涵义,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,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。两者来源不同,但在当今中国事实上已经引领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。一段时间,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,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,在遇到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之后,其历史糟粕便一览无遗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,把西方文化(包括马克思主义)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,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,在实践中也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伤害。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,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特质,去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,去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,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  恩格斯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有这样一段名言:“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,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,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: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,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;所以,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,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,便构成为基础,人们的国家制度、法的观点、艺术以至宗教观念,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因而,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,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。”[4]历史的发展,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。个人的生存环境,人类的未来发展,也应该由此作出解释。但在具体研究中,可能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,我们只是关注作家的精神创造,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。[5]进入新世纪,文学所主办的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遗产》与高校科研单位联合举办多场研讨会,集中讨论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,逐渐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物质生活实际去研究文学的空疏弊端。

  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又说:“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,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,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。”[6]这个道理很简单,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。人类社会的发展、变化,都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。研究历史、研究文学,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与空间,否则只是空中阁楼。近些年来,文学编年研究、文学地理研究、作家精神史研究、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等,注意将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,其实质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、观点去研究文学,走进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内心世界,所得结论切实可据,触摸可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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